码厩开发者笔记

#21 行政院vs立法院，台湾陷入宪政僵局

2026年，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先后宣布不副署立法院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及《老人福利法》修正案，引发严重的宪政争议。这场冲突表面上是行政院与立法院的政策分歧，实际上暴露了台湾现行宪政体制的深层问题：行政权与立法权发生冲突时，究竟由谁拥有最终决定权？

台湾实行五权宪法，但经过多次修宪，实际运作已经逐渐转变为总统主导行政权、立法院行使立法权的政治结构。1997年修宪取消了立法院对行政院长的任命同意权，总统可以直接任命行政院长，不再需要取得国会多数支持。这使行政院长在政治上高度依附总统，立法院对行政权的制衡能力也受到限制。

正常情况下，行政院如果认为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窒碍难行，可以依据宪法增修条文提出覆议。如果立法院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长应接受该决议或辞职。此外，立法院还可以提出不信任案，迫使行政院长下台。但卓荣泰此次选择了另一条路：依据宪法第37条，以拒绝副署的方式阻止法律公布。

副署制度原本源自内阁制，其设计目的是让行政首长对总统公布的法律和命令承担政治责任，同时对总统权力形成一定制衡。但台湾经过1997年修宪后，行政院长的政治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一个由总统任命、无需立法院同意的行政院长，实际上很难独立对抗总统。如今却反过来利用不副署权阻挡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等于将原本用于制衡总统的制度工具，变成了行政权对抗立法权的手段。

当然，行政院也有自己的理由，认为部分法案涉及违宪、财政纪律和行政权核心，不能要求行政院长无条件背书。问题在于，宪法已经设置覆议制度处理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分歧。如果覆议失败后，行政院仍然可以通过拒绝副署阻止法律生效，那么覆议制度的约束力就会受到根本挑战。行政院长是否拥有这种权力，目前仍存在重大的宪法解释争议。

与此同时，宪法法庭也卷入了政治斗争。由于大法官任期届满、继任人选未获立法院同意，加上立法院曾经修法提高评议门槛，宪法法庭一度无法正常运作。2025年12月，宪法法庭通过判决宣告相关门槛修法违宪，但判决由5名大法官作出，另有3名大法官拒绝参与，司法权威本身也因此受到争议。

这场僵局的根源，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方之间的制衡机制相继失灵。2024年选举形成分裂政府，民进党掌握总统和行政权，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立法院占据多数。这本来是选民通过分裂投票形成的权力制衡，却逐渐演变为朝野之间的全面对抗。

如果行政院长可以长期拒绝副署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那么立法院即使名义上拥有立法权，实际上却被架空。在这种情况下，立法院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台湾民众通过议会选举产生立法机构，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说到底，民主制度允许政党斗争，但不能让政治斗争取代制度规则。行政院不能因为不满意立法院的多数决就随意拒绝执行，立法院也不能因为掌握多数就忽视宪法对权力的限制。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恢复各权力机关之间的协商与制衡，以及重新建立可信赖的宪法争端解决机制。

如果各方始终坚持斗争到底，未来两年台湾政治恐怕仍将陷入长期内耗。最终承担成本的，不是总统、行政院长或立法委员，而是整个社会。

#20 从深圳的校服管理改革说起

10月22日，国家教委组织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专项培训，深圳受邀分享经验。深圳此前推出校服管理改革，实行「一市一款、一个平台、统一管理」模式，并以最低19.9元一套的价格引发广泛关注。

FT 中文网最近发布了一篇文章《谁有权力决定中国孩子穿什么？》，质疑教育行政部门是否应该介入校服选择，认为校服应该主要由学校和家长决定。

#19 预测台湾统一战争

台湾和平统一目前面临较大阻力，岛内政治、社会认同以及外部势力介入，使和平解决的空间不断受到压缩。如果两岸长期无法通过政治方式达成共识，且大陆综合实力和军事准备进一步增强，最终通过战争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可能高于和平统一。届时真正的挑战不仅是军事胜负，还包括战后安全、社会稳定和长期治理。

#18 新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新疆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过去几十年，当地经历了民族矛盾、暴力冲突和反恐治理，也逐渐演变为涉及民族文化、宗教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复杂问题。

#17 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

• 1842—1898年：殖民统治。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割让香港岛、九龙，并租借新界，香港逐步成为英国殖民地。
• 1984年：中英谈判。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中国承诺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 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间接选举。香港开始改革殖民地时期的委任制，首次通过选举团和功能组别产生部分立法局议员。但选民范围有限，港督仍然掌握行政权力，距离普选还有很大差距。
• 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明确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制度。其中第45条和第68条分别提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最终实现普选的目标，成为此后香港民主改革的重要法律依据。
• 1991年：立法局首次引入地区直选。香港首次通过一人一票方式选举地区直选议员，共产生18名议员。这标志着香港居民开始直接参与立法机关的组成，但直选议席仍只占少数。
• 1992年：彭定康上任后推动香港政制改革，提出扩大立法局直选和功能组别选民范围的方案。此后中英双方围绕改革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回归安排展开持续争论。
• 1995年：立法局扩大直选，中英政改争议激化。香港举行回归前最后一次立法局选举，60个议席全部通过选举产生。中方反对彭定康政改方案，最终决定回归后不承认这届立法局，由临时立法会接替。
• 1997年：香港回归，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享有高度自治权。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出，立法会采用地区直选、功能组别和选举委员会等方式产生，并未实现全面普选。
• 2003年：香港政府推动国家安全立法，引发社会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担忧。7月1日，主办方估计约50万人参加游行，政府最终宣布搁置立法。这是回归后重要的政治运动。
•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制改革作出解释，明确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的修改程序，并决定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立法会选举不实行全面普选，引发民主派反对。
•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普选，2020年立法会选举可以全部议员普选。这是中央首次明确提出香港普选的具体时间方向，但具体选举制度仍有争议。
• 2010年：香港政改方案通过，增加立法会议席，并调整区议会相关功能组别的产生方式。经过中央与民主派部分代表协商，方案最终获得立法会通过，显示双方仍存在政治协商空间。
• 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运动。香港政府计划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部分学生和家长担心课程带有政治宣传色彩，影响教育自主。学民思潮等团体发起抗议，政府最终搁置相关课程指引，学生政治参与明显增加。
• 2014年：雨伞运动（占中运动），争取真正普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框架，规定候选人须经提名委员会筛选。民主派认为这不是真正普选，学生和市民发起占领行动，持续79天，最终政改方案未能通过。

•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演变为大规模社会冲突。香港政府计划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社会对司法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担忧。运动逐渐扩大为五大诉求，包括撤回修例、独立调查和实现双普选，持续约七个月，期间发生多次激烈警民冲突。

  民主派提出的五大诉求，是运动中逐渐形成的核心政治诉求：
  1. 彻底撤回修例：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而不只是暂停修订。
  2. 撤回暴动定性：撤回政府对2019年6月12日示威活动的「暴动」定性。
  3. 释放被捕示威者：不追究示威者的刑事责任，撤销相关检控。
  4.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在反修例运动期间的执法行为，追究可能存在的滥权问题。
  5. 落实真普选：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普选。

•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将其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法律涉及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及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行，香港政治环境由此发生重大变化。

• 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确立「爱国者治港」。全国人大决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确立「爱国者治港」原则。立法会议席从70席增加至90席，地区直选席位从35席减少至20席，并建立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

  关于「35+」行动计划：
  2020年，民主派组织了立法会选举初选，目的是协调不同政党候选人，避免相互竞争，集中选票，争取到立法会过半数席位，然后再利用立法会无差别否决政府提交的财政预算案，直到行政长官回应民主派提出的政治诉求（包括落实五大诉求）或者辞职。
  2021年，参与初选的47人全部被起诉，罪名是颠覆国家罪，31人认罪，16人接受审判之后其中14人被判有罪，也就是总共45人被定罪，被判处4年至10年监禁。

  民主派的政治策略太激进，试图通过制造宪制僵局，迫使特区政府让步。
  按照一些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实践，这类做法可以被视为制度内的政治竞争，类似美国国会通过预算僵局阻挠政府施政。
  但香港的政治制度有其特殊性：香港是在全国人大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框架下实行「港人治港」，并不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香港的主权属于全国人大代表的全体中国人，而不是仅属于香港人。
  因此民主党派没有充分认识到香港政治制度的现实边界，也低估了这种对抗可能带来的法律和政治后果。

• 2023年：香港政府改革区议会制度，直选议席从原来的绝大多数减少至约两成，其余通过委任、间接选举等方式产生，同时引入资格审查机制，区议会的组成和政治参与方式发生变化。

• 2024年：香港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3月23日正式生效，完成《基本法》第23条要求的本地立法。条例涉及叛国、叛乱、煽动、国家秘密及外部干预等事项。
• 2025年：香港主要民主派政党基本已经全部解散，部分政治人物被判刑或离港，民主派也基本退出了正式选举政治。

香港最大规模的一场社会风波就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事后来看，这场风波对香港造成了明显的短期经济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香港的经济基础。此后，随着社会秩序逐步恢复，经济活动也逐渐复苏，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仍然得到维持，城市的商业活力和繁华程度总体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过，部分行业和商业领域仍然承受着长期的结构性压力。

但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要深远得多。2019年之后，香港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出现了明显倒退：传统反对派政治力量基本退出原有政治舞台，立法会直选议席也从原来的40席减少到20席，政治参与和竞争空间明显收缩。

这场运动中，中央政府付出的最大代价，是「一国两制」的示范效应受到严重损害，以及中央政府与部分香港居民之间的政治互信遭到破坏。大陆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社会情感连接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当时，香港出现了针对内地游客和普通内地居民的排斥甚至敌对行为；与此同时，内地舆论也出现了大量对香港抗议者「不知好歹」的指责。双方的情绪对立进一步加深，原本就存在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差异也被政治化了。

我认为，今后香港与中央政府之间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信任重建过程。只有在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社会政治互信逐步恢复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重新释放推进政制改革的政策信号，香港才有可能继续向《基本法》规定的普选目标迈进。

当然，这场风波之后，中央政府也获得了相应的治理收益。香港没有再因为政治进程而频繁出现大规模街头冲突，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阶段。中央政府通过国安立法和选举制度改革，强化了对香港的政治管治能力，遏制了部分激进政治力量的发展，降低了国家安全风险，也避免了社会冲突进一步升级。

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政府的选择有其现实的治理逻辑：先解决迫切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管治问题，恢复社会秩序，避免局势继续恶化。

现在，恢复稳定的这个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如何重建社会信任、扩大制度化的公共参与空间，并最终按照《基本法》继续推进民主化，才是香港未来需要面对的长期课题。

有些人认为，香港在殖民政府时期没有实行全面民主，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反对，这种解释有些过于简单了。

事实上，英国殖民政府长期没有主动推动香港民主化，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动力。殖民统治本身就是行政主导的，英国没有太大意愿将实际政治权力交给香港居民。与此同时，在冷战背景下，英国也需要考虑中国因素、香港的政治稳定，以及自身对香港的管治权。他们担心香港民主化之后，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复杂政治环境中，可能逐渐失去对香港的控制。

当时，香港社会自身也没有形成强烈而广泛的民主诉求。这一点同样不能忽视。

中英谈判期间，中国政府认为，英国不应在未经双方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和回归后的制度衔接安排，而应该稳定推动主权移交，不要横生枝节。

直到回归前最后几年，英国才明显加快政制改革步伐。这些改革客观上改变了中英双方此前讨论的回归过渡安排，英国也有借此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意图。“大英搅屎棍”不是白叫的。

中国政府反对这些改革也是事实，但需要看到，这场争议主要发生在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过渡阶段。此前，英国已经统治香港一百多年，却从来没有给香港人民主。
PS：有人说英国没有给香港民主，但是给香港留下了相对成熟的法治传统。这个观点问题基本成立，只是不能忘记，当时香港黑社会盛行，警队系统性腐败密切。

因此，忽略英国长期缺乏民主化动力、回归前突然加快政改，以及中英双方围绕过渡安排的争议，把香港殖民时期民主化不足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央政府，显然不符合完整的历史事实。

2014年雨伞运动持续79天。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约有 18%—20% 的香港市民参与过运动，估计累计约130万—145万人。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持续约7个月。民间人权阵线（主办方）评估最多的时候（6月16日）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达到 200万（警方估计33.8万人）。
按照剑桥大学《中国季刊》2022年发表的研究，通过两轮人口调查估算，约有36.4%—42.2%的香港本地人口曾参与反修例运动。
香港总共 750 万人（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2025年年中人口约752万人），按 40% 算，那就是 300 万人。这个数据不止包括上街游行的人，还有一下其他途径参与形式。

我列出这些数据，是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谈到香港问题，就只会强调「暴徒」？

暴力事件当然需要依法处理，但它不应该掩盖整个社会运动背后的深层矛盾。面对如此广泛的社会参与，难道最值得关注的只是街头发生了多少冲突吗？局部治安问题可以由当地警察依法处理，公务人员违反纪律也可以按照制度处理。真正需要认真面对的，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市民走上街头，他们究竟在表达什么诉求？

社会矛盾出现的时候，中央政府理应积极回应，主动推动政治对话，倾听不同群体的意见。但在这场持续数月、拥有广泛社会参与基础的运动中，我没有看到中央层面展现出足够积极、公开和有诚意的高层对话姿态。这难道不是治理能力和政治智慧的缺失吗？

一个拥有广泛社会支持的反对声音，即使其中存在激进甚至违法的行为，也不能因此将其背后的社会诉求一并否定。漠视民意、拒绝倾听、回避矛盾，最终只会让问题不断积累，直到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

过去我其实并不了解香港的政治，也很少关注香港社会发生的事情。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后，我才开始主动搜索资料，回顾香港回归以来发生的各种政治碰撞与社会交锋。这一了解才让我意识到，香港社会的一些深层矛盾并不是2019年突然出现的，而是十几二十年来不断积累的结果。

回顾这一过程，我很难看到施政者展现出足够的政治智慧，更多看到的是一种封建大家长式的傲慢：习惯于发号施令，却不愿意倾听自己的「儿女」究竟在想什么；习惯于要求服从，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机制。

我不了解当时香港民主党派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具体协商过程，从表象来看，似乎香港民主党派是一群愤青，没有展现出任何政治智慧，只看到刚的一面，没有看到柔的一面。中国政府往往也是挺刚的，威权主义嘛，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想看起来显得软弱。

我不了解当时香港民主派与中央政府之间具体的协商过程。从公开呈现出来的政治对抗来看，部分民主派人士似乎过于强调强硬姿态，没有充分展现政治协商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只看到了「刚」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柔」的一面。中央政府的处理方式也比较强硬。威权主义治理模式往往更强调政治秩序、权威和政策执行的确定性，在处理政治争议时，也不愿意轻易表现出妥协或退让。借用一句台词：“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结果就是，双方都在强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却缺乏足够的政治弹性和协商空间，最终让矛盾不断升级。

如果中央能够更早明确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的底线，同时在不触及这些底线的前提下，给予香港社会更充分的自由、自治空间和政治参与渠道，让香港人民能够表达诉求、参与公共事务，又何至于一步步走向如此激烈的对抗？在冲突一步步升级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了部分人提出了独立的诉求（我不认为这是主流意见）。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深层问题，就是权力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倾听不同声音的习惯。这或许与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关：中央习惯于发号施令，地方习惯于服从，上下级之间是命令与执行的关系，而不是平等协商、共同解决问题的关系。

但现代国家治理不应该是这样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不应该建立在不容质疑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回应民意、解决问题和赢得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真正有能力的政府，不是听不到反对声音，而是有能力倾听、理解并回应反对声音。

PS：维护国家主权是不容妥协的，但我不认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尊重地方民意是一道单选题。中央政府负责守住国家主权和安全底线，底线之外的地方事务，则应该充分尊重香港人的自主决定权。我相信香港市民有足够的智慧和判断力，能够通过民主参与和理性协商，管理好自己的社会事务。

我上面只是强调，中央政府应该多倾听和尊重香港的不同声音，展现出领导人应有的气魄。我认为，这有助于减少误解与冲突，但不代表只要这样做，双方的矛盾就会消失。

如果香港按照民主派的要求逐步走向民主化，从部分激进派人士过去的政治主张和表现来看，我担心他们未必会满足于《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而是会蹬鼻子上脸，继续要求扩大自治和民主选举范围，甚至挑战中央政府对国家主权和安全事务的管辖权。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这条路值得尝试。民主派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大部分人仍然可以争取，我们与他们也有很多共同利益。通过更开放的政治协商和民主参与，我们可以尽可能争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建立更稳固的社会共识。把这些少数真正的“乱港分子”依法处理即可，而不是把不同政治立场都视为敌对行为。

中央政府反复强调的核心要求，是确保香港的政治制度不突破《基本法》确立的宪制框架，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事务由中央负责。我认为，这些要求与香港居民希望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政府监督、争取更充分政治权利的诉求，并不必然冲突。只要双方能够明确各自的权力边界，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就有可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回应香港社会对民主和自治的合理诉求。

实在太遗憾了。香港原本是老一辈留下的一个重要样板，可以为「一国两制」的可行性提供有说服力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为未来台湾和平统一提供参考。如今，这个样板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原本可以探索的道路也被大幅压缩。

执政几十年了，我们的中央政府在处理政治分歧时，似乎依然不太善于倾听不同声音，也不愿意放下身段与持不同立场的人沟通协商。政治领导力不仅体现在维护原则和底线，也体现在包容不同意见、争取社会共识，以及为分歧各方保留合作空间。

#16 伊朗的抵抗之弧

flowchart TD
    QF["圣城军<br/>Quds Force"]
    IRGC --> QF
    QF --> H["黎巴嫩真主党<br/>Hezbollah"]
    QF --> PMF["伊拉克亲伊朗民兵<br/>人民动员力量部分武装"]
    QF --> SY["叙利亚亲伊朗武装力量"]
    QF --> HOU["也门胡塞武装<br/>Houthis"]
    QF --> HAMAS["哈马斯<br/>Hamas"]
    QF --> PIJ["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br/>PIJ"]

“抵抗之弧”（Axis of Resistance）是以伊朗为核心、由多个中东政治和武装力量组成的松散网络，并非具有统一指挥体系的正式军事组织。其形成可以追溯至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及其圣城军长期通过资金、武器、训练、情报和军事顾问支持地区盟友，逐渐形成以“前沿防御”和非对称威慑为主要特征的地区战略网络，以扩大伊朗战略纵深并增加美国、以色列直接攻击伊朗的成本。

伊朗的“革命输出”最初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1979年革命后，霍梅尼试图推动伊斯兰革命理念向其他穆斯林社会传播；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伊朗对外部军事威胁的认识。此后，伊朗逐渐将意识形态输出与国家安全结合起来，通过圣城军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亲伊朗民兵、巴勒斯坦武装和也门胡塞武装等力量，以扩大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

1. 黎巴嫩真主党

   真主党是伊朗最重要、关系最紧密的地区盟友之一，1980年代在伊朗支持下发展壮大。圣城军长期向其提供资金、武器、训练、军事技术和顾问支持。真主党同时拥有独立的武装、政治和社会体系，在黎巴嫩具有重要影响力。它虽然与伊朗保持高度战略合作，但并非伊朗的直属部队，其决策具有一定自主性。

2. 伊拉克亲伊朗民兵

   伊朗长期支持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其中部分力量后来进入人民动员力量（PMF）体系。圣城军为部分组织提供武器、训练、情报和军事指导，代表性力量包括卡塔伊布真主党、真主党旅等。这些组织兼具武装和政治属性，在伊拉克拥有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也是伊朗在伊拉克保持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3. 叙利亚亲伊朗力量

   叙利亚曾是伊朗连接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重要战略节点。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通过圣城军派遣军事顾问，并支持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以及来自阿富汗等地的武装力量。阿萨德政权在2024年12月倒台后，伊朗失去了最重要的地区国家盟友之一，其经叙利亚向黎凡特投送人员、武器和物资的传统网络受到严重破坏。

4. 也门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是也门北部的扎伊迪什叶派政治和武装力量。伊朗长期向其提供武器、技术和其他支持，但胡塞并非伊朗直属部队，在战略决策上具有较强自主性。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后，胡塞频繁向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并袭击红海商船，使其成为抵抗之弧中具有重要地区影响力的力量。

5. 哈马斯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组织，与伊朗在宗派上并不一致，但双方因共同反对以色列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伊朗通过圣城军等渠道向哈马斯提供资金、武器、训练和军事技术支持。哈马斯保持较强的组织自主性，其战略决策并非由伊朗直接控制。2023年10月战争爆发后，哈马斯遭受以色列大规模军事打击，整体军事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6.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是规模小于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伊朗保持较为紧密的关系。伊朗长期向其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等支持。该组织主要活动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以武装反抗以色列为主要目标，在抵抗之弧中通常被视为伊朗关系较密切的巴勒斯坦力量之一。

抵抗之弧的核心并不是简单接受伊朗命令，而是共同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同时各成员保持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伊朗借助这些力量获得战略纵深，并能够在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也门等多个方向形成牵制。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真主党、胡塞武装和部分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相继介入地区冲突，使原本分散的网络出现更明显的协同行动。

目前，抵抗之弧已经遭受严重削弱，但并未瓦解。 真主党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遭受重大人员和组织损失，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也受到严重打击；阿萨德政权倒台则使伊朗失去叙利亚这一重要国家盟友。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仍具有较强的地区行动能力，伊拉克部分亲伊朗民兵仍拥有武装、政治和社会基础。研究显示，这一网络并非简单依靠各武装组织的军事力量维持，而是深度嵌入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因此具有一定的恢复和重组能力。

因此，今天的抵抗之弧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相对完整的地区网络，而是变成了一个由多个自主性较强的力量组成的松散体系。其共同利益仍集中在反对以色列、抵制美国地区影响力以及维护伊朗的地区战略空间，但不同成员的利益、能力和行动方式存在明显差异。

#15 伊朗政治

“法基赫监护”（Velayat-e Faqih）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心政治原则，意为“伊斯兰教法学家监护”。简单说，就是认为在伊斯兰隐遁时期，应由具备宗教权威的伊斯兰法学家领导和监督国家，其中最高领袖就是这一原则的实际体现者。伊朗革命后，该原则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

flowchart TD
    A["人民 / 选民"]

    A --> B["总统"]
    A --> C["国会"]
    A --> D["专家会议"]

    D -->|选举/监督/罢免| E["最高领袖"]

    E --> G["司法系统"]
    E --> H["武装力量"]
    E --> I["广播电视（IRIB）"]
    E --> J["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

    subgraph 宪法监护委员会
        F1["6名宗教法学家"]
        F2["6名法律专家"]
    end

    E -->|任命| F1
    G -->|提名| F2
    C -->|批准| F2
    C -->|监督| B1
    E -->|批准| B2

    B --> B1["政府 / 内阁"]
    B --> B2["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

PS：最高领袖人选由专家会议从符合资格的法学家（faqih）中考察，并通过协商得出。
PS：宪法监护委员会负责审批所有法律的制定，并监督总统、国会、专家会议的选举。
PS：如果议会的决议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就可以以‘国家利益’为依据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而这个裁决实际上是完全按照最高领袖的意思做出（其成员由最高领袖任命、议事规则须经最高领袖确认，而且启动通常来自最高领袖），也就是说这个委员作用就是分散最高领袖个人的直接政治责任，使一项争议性决策看起来是集体决定，万一决策错了，也不能怪他们的最高领袖。

政治派系

伊朗政党通常只是松散联盟，真正重要的是围绕最高领袖、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对外政策形成的政治网络，而且人物和派系会随议题重新结盟。

武装力量

伊朗武装力量主要由正规军（Artesh）、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和巴斯基民兵组成。

• 正规军（Artesh）继承巴列维时代军队体系，主要负责国家领土防卫；

  1921年，礼萨汗建立现代化中央军队；随后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陆军、空军和海军不断扩张，形成一套典型的现代国家军队体系。

  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后，新政权没有彻底解散这支军队，而是将原来的王国军队改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陆军、空军和海军。

• 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诞生于1979年革命后，负责保卫伊斯兰共和国及革命成果；

  革命后的宗教政权并不完全信任巴列维时代遗留下来的正规军。军队的军官体系、军事教育和组织传统都来自旧王朝，而且军队曾经是国王政权的重要支柱，因此新政权担心军队发动反革命或政变。革命后，大量高级军官被处决、逮捕或清洗，正规军的指挥体系和士气受到冲击。与此同时，伊朗原本大量装备来自美国，革命后美伊关系破裂，备件、弹药和维护保障也受到影响。

  1980年伊拉克入侵时，Artesh已经受到上述因素影响，但并非失去战斗力，仍然承担了抵抗伊拉克入侵的主要正面战场任务。与此同时，新政权为了避免完全依赖自己并不信任的正规军，也进一步扩充革命卫队，并通过巴斯基动员大量人员投入战争。两伊战争使原本主要承担政治和安全职能的革命卫队迅速军事化，并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地面、海上和航空力量。

  1985年，革命卫队建立独立海军，至此其独立军事体系进一步成形，并逐步发展为与Artesh并行的第二套军事力量。

  战争结束后，两套军事体系并存带来的指挥协调问题越来越明显。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朗甚至讨论过将IRGC与Artesh合并，但最终没有实施，两套体系此后继续并行。

  目前伊朗依旧是两套军事体系并存，两者的职能和政治定位有所不同：Artesh主要负责国家领土防卫和传统军事作战，IRGC则主要负责保卫伊斯兰革命及政权安全，并拥有规模庞大的导弹力量，承担非对称作战和境外行动等任务。

  两套体系长期并存，一方面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最高领袖对不同武装力量进行制衡和控制。为提升军事协调能力，1988年两伊战争末期，伊朗开始整合最高军事指挥体系；1989年进一步进行军事指挥体制改革，最终形成由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负责协调的统一军事指挥体系。也就是说，伊朗实现了最高层面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但没有取消Artesh与IRGC各自独立的组织体系。

  两支军队也形成了差异化分工，减少简单重复建设。例如，Artesh海军拥有更多大型、远程舰艇，更侧重传统海军和远洋行动；IRGC海军则大量使用快速攻击艇等装备，更侧重波斯湾近岸和非对称作战。

• 巴斯基民兵（Basij）由革命卫队组织，是遍布基层的准军事力量。

  1980年前后，霍梅尼提出建立所谓“二千万大军”（Army of Twenty Million）的群众性军事组织，希望把普通民众组织起来，在战争时期充当后备力量。

  1982年的革命卫队组织章程已经明确规定，由革命卫队负责巴斯基的组织、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全国建立：抵抗地区 → 抵抗区 → 抵抗基地 → 基层抵抗小组，甚至延伸到街道、社区和乡村。

  但随着时间推移，巴斯基的作用越来越多元，它实际上兼具准军事组织、群众组织和基层政治控制网络三重属性，并不是简单的“预备役军队”。

flowchart TD
    H["武装力量"]

    H --> H1["总参谋部"]
    H --> H2["正规军（Artesh）"]
    H --> H3["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
    H --> H4["执法司令部"]

    H2 --> H21["陆军/海军/空军/防空部队"]

    H3 --> H31["陆军/海军/航空航天部队"]
    H3 --> H32["巴斯基民兵\n国内动员、安全和治安"]
    H3 --> H33["圣城军\n境外行动"]

    H4 --> H41["警察"]
    H4 --> H42["边境警察"]

绝大多数坦克、战斗机、防空系统、大型水面舰艇和潜艇都由Artesh控制，构成伊朗传统的正规军事力量。IRGC则主要控制大量快速攻击艇以及伊朗核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其军事体系更侧重非对称作战、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拒止，以及境外军事行动。

军事指挥权

伊朗宪法第110条明确规定，最高领袖拥有武装力量最高指挥权，并负责任免总参谋长、革命卫队总司令以及武装力量高级指挥官，同时决定战争、和平和全国动员。

民选总统及其政府可以对武装力量拥有“行政管理权和国防政策参与权”，但没有指挥权。

民选总统还主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该委员会负责在最高领袖确定的总体政策框架内制定国防和国家安全政策，并协调外交、情报、经济等领域的安全事务。但是所有决定必须经过最高领袖确认才能生效。

#14 北约与俄乌战争

#13 武力统一台湾可能带来的收益与代价

为什么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抱有明显的负面态度？我认为，这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意识形态、价值观、信息传播以及国际利益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

#12 国际形势判断：美国与台湾

美国和中国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两国在科技、产业、金融、安全和地缘政治领域存在激烈竞争，但又在贸易、供应链、全球市场和国际治理方面深度绑定。

美国面临的问题

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某一场局部冲突，而是同时陷入多个战略方向的长期消耗。过去几年，美国持续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在欧洲、中东和印太之间不断调配资源。虽然美国依然拥有全球最强的军事实力，但其武器库存、军工产能、财政压力和政治共识并不是无限的。

如果美国进一步卷入伊朗问题，中东方向将需要投入更多航母、防空系统、远程导弹和后勤保障力量。长期来看，美国可能因为多线作战而逐渐失去集中力量的能力，这意味着其在西太平洋可用于威慑中国的资源会被削弱。

很多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败，但更准确地说，美国只是从冷战后绝对主导地位转向相对收缩。长期介入欧洲、中东和亚洲事务，再加上财政压力、政治分裂、产业空心化以及军工补充能力下降，使美国越来越难同时维持多个方向的压倒性优势。

中国统一的机会

对中国而言，统一台湾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当前最优先的目标。短期内，中国主动发起全面军事行动的概率并不高，因为跨海登陆成本巨大，更重要的是，战争还可能冲击出口、金融、能源和科技领域，打断经济发展进程。

因此，中国更现实的选择，是采取长期施压和逐步收紧的方式，包括军事威慑、外交孤立、经济影响以及削弱美国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会把重点放在产业链自主、科技突破、军事实力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影响力扩张上。

从战略角度看，中国最优选择不是抢时间，而是争取时间。只要美国继续陷入多线消耗，而中国能够保持经济、科技和军力增长，未来在台湾问题上就会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和更低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