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厩开发者笔记

#1 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

• 1842—1898年：殖民统治。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割让香港岛、九龙，并租借新界，香港逐步成为英国殖民地。
• 1984年：中英谈判。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中国承诺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 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间接选举。香港开始改革殖民地时期的委任制，首次通过选举团和功能组别产生部分立法局议员。但选民范围有限，港督仍然掌握行政权力，距离普选还有很大差距。
• 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明确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制度。其中第45条和第68条分别提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最终实现普选的目标，成为此后香港民主改革的重要法律依据。
• 1991年：立法局首次引入地区直选。香港首次通过一人一票方式选举地区直选议员，共产生18名议员。这标志着香港居民开始直接参与立法机关的组成，但直选议席仍只占少数。
• 1992年：彭定康上任后推动香港政制改革，提出扩大立法局直选和功能组别选民范围的方案。此后中英双方围绕改革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回归安排展开持续争论。
• 1995年：立法局扩大直选，中英政改争议激化。香港举行回归前最后一次立法局选举，60个议席全部通过选举产生。中方反对彭定康政改方案，最终决定回归后不承认这届立法局，由临时立法会接替。
• 1997年：香港回归，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享有高度自治权。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出，立法会采用地区直选、功能组别和选举委员会等方式产生，并未实现全面普选。
• 2003年：香港政府推动国家安全立法，引发社会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担忧。7月1日，主办方估计约50万人参加游行，政府最终宣布搁置立法。这是回归后重要的政治运动。
•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制改革作出解释，明确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的修改程序，并决定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立法会选举不实行全面普选，引发民主派反对。
•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普选，2020年立法会选举可以全部议员普选。这是中央首次明确提出香港普选的具体时间方向，但具体选举制度仍有争议。
• 2010年：香港政改方案通过，增加立法会议席，并调整区议会相关功能组别的产生方式。经过中央与民主派部分代表协商，方案最终获得立法会通过，显示双方仍存在政治协商空间。
• 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运动。香港政府计划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部分学生和家长担心课程带有政治宣传色彩，影响教育自主。学民思潮等团体发起抗议，政府最终搁置相关课程指引，学生政治参与明显增加。
• 2014年：雨伞运动（占中运动），争取真正普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框架，规定候选人须经提名委员会筛选。民主派认为这不是真正普选，学生和市民发起占领行动，持续79天，最终政改方案未能通过。

•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演变为大规模社会冲突。香港政府计划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社会对司法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担忧。运动逐渐扩大为五大诉求，包括撤回修例、独立调查和实现双普选，持续约七个月，期间发生多次激烈警民冲突。

  民主派提出的五大诉求，是运动中逐渐形成的核心政治诉求：
  1. 彻底撤回修例：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而不只是暂停修订。
  2. 撤回暴动定性：撤回政府对2019年6月12日示威活动的「暴动」定性。
  3. 释放被捕示威者：不追究示威者的刑事责任，撤销相关检控。
  4.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在反修例运动期间的执法行为，追究可能存在的滥权问题。
  5. 落实真普选：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普选。

•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将其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法律涉及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及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行，香港政治环境由此发生重大变化。

• 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确立「爱国者治港」。全国人大决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确立「爱国者治港」原则。立法会议席从70席增加至90席，地区直选席位从35席减少至20席，并建立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

  关于「35+」行动计划：
  2020年，民主派组织了立法会选举初选，目的是协调不同政党候选人，避免相互竞争，集中选票，争取到立法会过半数席位，然后再利用立法会无差别否决政府提交的财政预算案，直到行政长官回应民主派提出的政治诉求（包括落实五大诉求）或者辞职。
  2021年，参与初选的47人全部被起诉，罪名是颠覆国家罪，31人认罪，16人接受审判之后其中14人被判有罪，也就是总共45人被定罪，被判处4年至10年监禁。

  民主派的政治策略太激进，试图通过制造宪制僵局，迫使特区政府让步。
  按照一些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实践，这类做法可以被视为制度内的政治竞争，类似美国国会通过预算僵局阻挠政府施政。
  但香港的政治制度有其特殊性：香港是在全国人大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框架下实行「港人治港」，并不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香港的主权属于全国人大代表的全体中国人，而不是仅属于香港人。
  因此民主党派没有充分认识到香港政治制度的现实边界，也低估了这种对抗可能带来的法律和政治后果。

• 2023年：香港政府改革区议会制度，直选议席从原来的绝大多数减少至约两成，其余通过委任、间接选举等方式产生，同时引入资格审查机制，区议会的组成和政治参与方式发生变化。

• 2024年：香港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3月23日正式生效，完成《基本法》第23条要求的本地立法。条例涉及叛国、叛乱、煽动、国家秘密及外部干预等事项。
• 2025年：香港主要民主派政党基本已经全部解散，部分政治人物被判刑或离港，民主派也基本退出了正式选举政治。

有些人认为，香港在殖民政府时期没有实行全面民主，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反对，这种解释有些过于简单了。

事实上，英国殖民政府长期没有主动推动香港民主化，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动力。殖民统治本身就是行政主导的，英国没有太大意愿将实际政治权力交给香港居民。与此同时，在冷战背景下，英国也需要考虑中国因素、香港的政治稳定，以及自身对香港的管治权。他们担心香港民主化之后，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复杂政治环境中，可能逐渐失去对香港的控制。

当时，香港社会自身也没有形成强烈而广泛的民主诉求。这一点同样不能忽视。

中英谈判期间，中国政府认为，英国不应在未经双方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和回归后的制度衔接安排，而应该稳定推动主权移交，不要横生枝节。

直到回归前最后几年，英国才明显加快政制改革步伐。这些改革客观上改变了中英双方此前讨论的回归过渡安排，英国也有借此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意图。“大英搅屎棍”不是白叫的。

中国政府反对这些改革也是事实，但需要看到，这场争议主要发生在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过渡阶段。此前，英国已经统治香港一百多年，却从来没有给香港人民主。
PS：有人说英国没有给香港民主，但是给香港留下了相对成熟的法治传统。这个观点问题基本成立，只是不能忘记，当时香港黑社会盛行，警队系统性腐败密切。

因此，忽略英国长期缺乏民主化动力、回归前突然加快政改，以及中英双方围绕过渡安排的争议，把香港殖民时期民主化不足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央政府，显然不符合完整的历史事实。

2014年雨伞运动持续79天。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约有 18%—20% 的香港市民参与过运动，估计累计约130万—145万人。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持续约7个月。民间人权阵线（主办方）评估最多的时候（6月16日）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达到 200万（警方估计33.8万人）。
按照剑桥大学《中国季刊》2022年发表的研究，通过两轮人口调查估算，约有36.4%—42.2%的香港本地人口曾参与反修例运动。
香港总共 750 万人（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2025年年中人口约752万人），按 40% 算，那就是 300 万人。这个数据不止包括上街游行的人，还有一下其他途径参与形式。

我列出这些数据，是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谈到香港问题，就只会强调「暴徒」？

暴力事件当然需要依法处理，但它不应该掩盖整个社会运动背后的深层矛盾。面对如此广泛的社会参与，难道最值得关注的只是街头发生了多少冲突吗？局部治安问题可以由当地警察依法处理，公务人员违反纪律也可以按照制度处理。真正需要认真面对的，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市民走上街头，他们究竟在表达什么诉求？

社会矛盾出现的时候，中央政府理应积极回应，主动推动政治对话，倾听不同群体的意见。但在这场持续数月、拥有广泛社会参与基础的运动中，我没有看到中央层面展现出足够积极、公开和有诚意的高层对话姿态。这难道不是治理能力和政治智慧的缺失吗？

一个拥有广泛社会支持的反对声音，即使其中存在激进甚至违法的行为，也不能因此将其背后的社会诉求一并否定。漠视民意、拒绝倾听、回避矛盾，最终只会让问题不断积累，直到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

过去我其实并不了解香港的政治，也很少关注香港社会发生的事情。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后，我才开始主动搜索资料，回顾香港回归以来发生的各种政治碰撞与社会交锋。这一了解才让我意识到，香港社会的一些深层矛盾并不是2019年突然出现的，而是十几二十年来不断积累的结果。

回顾这一过程，我很难看到施政者展现出足够的政治智慧，更多看到的是一种封建大家长式的傲慢：习惯于发号施令，却不愿意倾听自己的「儿女」究竟在想什么；习惯于要求服从，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机制。

我不了解当时香港民主党派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具体协商过程，从表象来看，似乎香港民主党派是一群愤青，没有展现出任何政治智慧，只看到刚的一面，没有看到柔的一面。中国政府往往也是挺刚的，威权主义嘛，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想看起来显得软弱。

我不了解当时香港民主派与中央政府之间具体的协商过程。从公开呈现出来的政治对抗来看，部分民主派人士似乎过于强调强硬姿态，没有充分展现政治协商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只看到了「刚」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柔」的一面。中央政府的处理方式也比较强硬。威权主义治理模式往往更强调政治秩序、权威和政策执行的确定性，在处理政治争议时，也不愿意轻易表现出妥协或退让。借用一句台词：“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结果就是，双方都在强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却缺乏足够的政治弹性和协商空间，最终让矛盾不断升级。

如果中央能够更早明确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的底线，同时在不触及这些底线的前提下，给予香港社会更充分的自由、自治空间和政治参与渠道，让香港人民能够表达诉求、参与公共事务，又何至于一步步走向如此激烈的对抗？在冲突一步步升级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了部分人提出了独立的诉求（我不认为这是主流意见）。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深层问题，就是权力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倾听不同声音的习惯。这或许与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关：中央习惯于发号施令，地方习惯于服从，上下级之间是命令与执行的关系，而不是平等协商、共同解决问题的关系。

但现代国家治理不应该是这样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不应该建立在不容质疑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回应民意、解决问题和赢得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真正有能力的政府，不是听不到反对声音，而是有能力倾听、理解并回应反对声音。

PS：维护国家主权是不容妥协的，但我不认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尊重地方民意是一道单选题。中央政府负责守住国家主权和安全底线，底线之外的地方事务，则应该充分尊重香港人的自主决定权。我相信香港市民有足够的智慧和判断力，能够通过民主参与和理性协商，管理好自己的社会事务。

我上面只是强调，中央政府应该多倾听和尊重香港的不同声音，展现出领导人应有的气魄。我认为，这有助于减少误解与冲突，但不代表只要这样做，双方的矛盾就会消失。

如果香港按照民主派的要求逐步走向民主化，从部分激进派人士过去的政治主张和表现来看，我担心他们未必会满足于《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而是会蹬鼻子上脸，继续要求扩大自治和民主选举范围，甚至挑战中央政府对国家主权和安全事务的管辖权。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这条路值得尝试。民主派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大部分人仍然可以争取，我们与他们也有很多共同利益。通过更开放的政治协商和民主参与，我们可以尽可能争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建立更稳固的社会共识。把这些少数真正的“乱港分子”依法处理即可，而不是把不同政治立场都视为敌对行为。

中央政府反复强调的核心要求，是确保香港的政治制度不突破《基本法》确立的宪制框架，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事务由中央负责。我认为，这些要求与香港居民希望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政府监督、争取更充分政治权利的诉求，并不必然冲突。只要双方能够明确各自的权力边界，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就有可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回应香港社会对民主和自治的合理诉求。

实在太遗憾了。香港原本是老一辈留下的一个重要样板，可以为「一国两制」的可行性提供有说服力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为未来台湾和平统一提供参考。如今，这个样板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原本可以探索的道路也被大幅压缩。

执政几十年了，我们的中央政府在处理政治分歧时，似乎依然不太善于倾听不同声音，也不愿意放下身段与持不同立场的人沟通协商。政治领导力不仅体现在维护原则和底线，也体现在包容不同意见、争取社会共识，以及为分歧各方保留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