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 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啕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经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是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前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 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 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 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 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 「国朝」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了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 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 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命运。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质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 。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最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 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 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 “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 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 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 《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 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失之的,谣言和馋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稀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 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所以名次高一 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 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子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真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 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是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的罢,免得失火。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 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 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了。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的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着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的失火。不。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变成宝贝,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的。那么,外面惊心动魂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 从未遭过损失。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它的厄运,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